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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背景下遠程審判的新發展和挑戰
發佈時間:2021-01-13 09:17 星期三
來源:法治日報——法制網

張辰

新冠肺炎疫情給各行各業帶來巨大挑戰。為適應信息技術時代的要求,中國司法實踐早已進行長期且卓有成效的探索,司法機關“智慧司法”電子數字技術平台使用日趨規範和成熟,為數字技術更深層次滲透到司法審判做好鋪墊。

遠程審判在司法實踐和政策立法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

司法實踐從原來的“兩地連線”發展為“四地連線”,亦即有些案件審判人員、公訴人、被告人和辯護律師“四地連線”,其技術難度遠高於以往,也必然要求遵循更為複雜的遠程審判程序規則。遠程審判從民商事案件逐漸擴大適用於刑事案件。刑事案件由於觸及公民權利“最後一道防線”而應當更為審慎應對。可以適用遠程審判的刑事案件一般包括速裁程序,簡易程序,認罪認罰案件,事實清楚的二審案件、死刑複核案件及再審案件等。目前難以適用於未成年人案件及重大疑難複雜案件等。

遠程審判政策立法層面呈現新發展。2009年最高法“三五改革綱要”要求未來將會“探索推行遠程立案、網上立案查詢……遠程審理等便民利民措施”。2018年最高法《關於互聯網法院審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指出“互聯網法院並非簡單的‘互聯網+審判’,而是綜合運用互聯網新興技術,推動審判流程再造和訴訟規則重塑,是對傳統審判方式的一次革命性重構。”2020年兩高兩部聯合發佈《關於依法懲治妨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違法犯罪的意見》規定:“……必要時,可以採取視頻等方式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被害人、證人、聽取辯護律師意見。”確認必要情況可以適用遠程審判。

遠程審判對疫情防控具有優勢。首先,要凸顯保障公民身體健康基本人權的功能。物理空間的隔絕能有效防範疫情傳播。其次,疫情期間儘快懲治犯罪對公共法益有重大意義。例如,暴力傷害醫護人員、破壞公共設施、哄抬物價等,如不及時懲治,或導致疫情防控功虧一簣,或導致社會經濟秩序混亂等嚴重後果。再次,遠程審判有助於減輕案件積壓及緩解被羈押人超期羈押等現象。最後,降低因疫情防控隔離設施產生的會面成本。

遠程審判在效率價值方面具有天然優勢。其一,突破時間和空間的物理限制,訴訟參與方得以整合低價值碎片化時間,就地利用最便利空間,從而實現高價值訴訟目標。化零取整最大化時間空間的利用效率,實現訴訟的高效低成本化。其二,刑罰及時性有助於實現刑罰一般預防的懲戒功能。如貝卡利亞曾言,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益。其三,當技術手段降低訴訟交通經濟成本等干擾因素時,促進各方專注於訴訟焦點和核心爭議。最後,降低對被羈押人的押解風險。同時訴訟文書送達等更為高效便利。

遠程審判在公正價值方面具有優勢。其一,強化弱勢訴訟參與人的程序參與權。比如老年人、殘疾人或者邊遠地區少數民族訴訟參與人得以避免舟車勞頓或長途跋涉,且因技術發展而提供易於老年人理解的語言、手語或少數民族語言翻譯等便利,極大增強其訴訟參與程度。其二,增加庭審溝通理解的深度。根據心理學認知規律,信息技術形成視聽一體比單純“眼見為實”或“耳聽為實”更能加深理解,從而增強説服力。其三,強化有效辯護。降低辯護律師訴訟參與的經濟成本。貧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可能請到更好的辯護律師。其四,縮小訴訟參與人因文化程度不同而程序權利不平等的差距。訴訟參與人都能在法庭上因技術幫助而化解緊張情緒,有時間和機會充分理解法律文本及其權利義務。最後,司法官可以藉助技術借鑑經驗,擴大類案信息分享,促進司法統一公正適用。

遠程審判在社會價值方面具有優勢。其一,特定典型案例遠程審判錄像等信息的公開起到更生動鮮活普法宣傳效果。其二,缺乏司法實踐經驗的法學院在校學生可以通過觀摩遠程審判錄像等信息有效學習。

遠程審判同時面臨挑戰。伴隨信息技術水平大力發展,前信息網絡時代人類社會經驗所形成的訴訟程序規則甚至其中藴含的原則和價值將持續經歷變革。人類歷史訴訟程序發展經驗表明,沒有任何法治所要求的訴訟規則乃至原則在時代變遷中牢不可破。其破與立將在司法實踐和立法中逐步發展。

遠程審判在傳統訴訟價值上面臨挑戰。首先是直接言辭原則及相關的對席和充分辯論原則。其核心在於訴訟參與人行使直接參與及充分表達意見的程序權利。借鑑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中言語行為有效性的關係三要件分析如下:其一,真實性,即陳述事實。例如,證人有真實陳述義務。如果遠程審判時間不同步且證人所在空間缺乏監控,很難避免證人作證過程中有鏡頭以外的力量污染證言,場外干預導致串供翻供。再如,錄音錄像等電子證據真實性鑑定存在不當操作空間和技術難點,應當提前鑑定真偽,避免誤導法庭辯論。其二,真誠性,即充分表達自我。例如,技術信號中斷可能影響當事人陳述的自然狀態並降低其可信度。再如,法庭現場威嚴感促使被告人如實陳述,而遠程法庭在劇場效果上很難企及現實法院。輕罪及事實清楚的案件相對更適合,重罪和複雜案件則不太適合。又如,傳統審判程序中,到場義務有利於在交叉訊問中看到訴訟參與人因質問產生的微表情,從而找到其自相矛盾的突破口,而視頻等技術很難完全取代當面溝通捕捉細微的異樣。其三,正當性或可理解性,即合法交流。可能存在不合法依靠技術手段增強可信度的現象,如利用具有煽動性的視聽資料。

其次是公開原則。根據盧曼的理論,法律系統應當在運作上封閉,在認知上開放。而遠程審判存在兩方面對封閉法律系統運作的威脅:其一是外部干預司法的風險。互聯網信息公開或泄露可能會造成法官心理壓力等。其二是技術安全風險。

再次是訴訟參與人權利保護原則。其一,保障現有訴權不受削弱,不因遠程審判而遭受額外風險。其二,隱私權保護。如訴訟參與人的私人信息,商業機密,與未成年人相關案件等。其三,訴訟參與人應當有遠程審判的自由選擇權,亦即有權拒絕遠程審判。

最後是權利平等保護原則。其一,技術設備經費投入和使用水平的差異可能導致地區差異,審判程序權利保障效果參差不齊。其二,技術水平差異導致法庭説服力懸殊,例如,精彩絕倫的視聽演示比基本的平鋪直敍在心理戰術較量中顯著佔上風。其三,所處空間的差異影響訴訟參與人的自然表現。例如,身處較差網絡信號空間和優質網絡信號空間對訴訟參與人的法庭表現會產生不平等狀態。

遠程審判在司法實踐上面臨挑戰。

首先是管轄權問題。互聯網無國界,但司法管轄權有地域要求。有必要簽署遠程司法協助條約,促進全球司法機關聯動和合作,加大互聯網時代對跨國犯罪的打擊力度。

其次是遠程審判對辦公組織形式可能產生深遠影響。如司法機關有必要增加技術輔助人員並減少現場維持秩序的人員。物理空間現有的共同體會分散為個體在家工作模式。

再次是過分依賴技術可能會導致個案審判結果差異不斷縮小,降低個案的自由心證程度,導致思維怠惰的模板化處理。技術發展的極端情況,就是專屬於人的價值被機械化處理所取代。

最後是技術自身的風險。一是技術安全風險。訴訟參與人不應當因技術錯誤或信息泄露承擔對自己不利的後果。二是技術中立風險。技術力量最終也是人在操作,掌握相應技術的公司應當與司法活動有迴避的機制設計,以防干預司法。三是技術公平風險。在遠程審判中信息技術運用水平高可能會形成不公平的相對優勢。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責任編輯:李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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